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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袍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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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郑 发表于 2014-7-1 22:34: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龙袍郑的故事在塘沽一带民间流传较广,前几年,笔者参加塘沽区政协文史委编写的《大沽潮音寺》一书的撰稿,曾撰文从史实角度对龙袍郑的传说做了初步考证。前见网络上有人打听龙袍郑的故事,故今做修改补充,同塘沽喜好文史的网友切磋。
明、清两朝,大沽因地处海口边防要塞,更兼漕运出入海门,逐渐由滨海小鱼村发展成为繁华重镇。这里,各色商店林立,鱼肆、粮栈、杂货店等,大小上百家;寺院多重,观音阁、海神庙、潮音寺等各种庙宇十几处;百姓千家云集,其中不乏官绅之家、书香门第、商贾大户,“龙袍郑”家就是其一。
在大沽一带,仅冠以称号的同姓不同宗的郑氏家族就有好几个。如“天锡郑”、“双弓郑”因其职业和武艺得名,而“龙袍”郑以其祖上曾经恩受清朝皇帝钦赐御袍得名。近三百年来,“龙袍郑”虽历经聚散,然其祖上得龙袍之事,却流传至今。但因年代久远,其说不一,当地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曰“乾隆赐袍说”,二曰“康熙赐袍说”。
“乾隆赐袍说”流传较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七月初出版的《津门杂谈》中,曾刊载的刘炎臣的《龙袍郑》一文,就持这种说法。文中道:“津东大沽,地邻滨海,……该地居民,因环境关系,多以养船打鱼为生,不畏惊涛骇浪,富有冒险精神。以累代相传,经验宏富,每占测天气,无不奇中。据谈:当年乾隆帝微服出游沽口,曾雇该地郑姓民船泛海,甫行出十余里,船夫郑叟急观气候将变,当谓不久必有疾风暴雨至,帝闻而奇之,即命返近海滨暂避,未几果如其然。帝见郑叟衣履尽湿,肢体抖动,战栗不已,因脱一袍披之,及返抵郑家,郑叟进面鱼佐餐,帝食之甚美,因命年送一包至北京神武门内,郑漫应之,因不知其为何如人也。帝临行时,郑叟返袍,帝不受,即赐与之,郑翻视其内,绣有云龙,大惊,方悉当时所见者乃当今大皇帝也,当即将袍及帝方所用过之碗箸,供于佛龛内,每届六月六日,取出曝晒一次,异常珍惜,视为传家之宝,迄今仍为人称道不衰,并在其姓上冠以‘龙袍’二字,称之曰‘龙袍郑’云。” 这段文字把乾隆赐袍经过讲得较为生动详细。
当地对乾隆赐袍经过还有两种不同说法,其一,道乾隆准备乘御舟出海巡游,为保皇帝安全,侍卫禁止渔民出海捕鱼,渔民郑叟告知侍卫天气将变,不宜出海,遂报于帝,因止行。不期果如其所言。帝诏郑叟觐见,郑叟因害怕皇帝威严而战栗不止,帝以其冷,因脱袍披在郑叟身上。帝问其是否愿意为官,答只愿做百姓。帝手指周边土地,赏给郑叟,还赐给他御书“海滨一叟”的匾一块。
其二,道天气晴朗,乾隆微服出游,至海河边见一渔翁不打鱼却匆匆整理网具,帝不解,遂问之,渔翁上指空中一块云彩,道为“猴云”,片刻即带雨而来,不期果如其言。渔翁请乾隆到船舱避雨,自己冒雨撑船送乾隆到己家,并请他吃海河特产的银鱼。乾隆问知渔翁姓郑,见其衣湿,瑟瑟发抖,于是脱袍赐之。翌日诏见,郑叟方知是皇帝,而后晒袍等情节与上述相同。
那“康熙赐袍说”讲的是,康熙二十二年,皇帝巡阅大沽海口,当时,郑家七世祖梦琳捕鱼为生,被派为御舟水手,因为护驾有功,得皇帝御书“海滨一叟”匾额和御袍一件,御扇一把。对这种说法的记载,可见《天津日报》“文物”版第144期罗文华的文章。
以上两说中,赐袍者竟分别为康熙和乾隆,而赐袍的缘故和所赐物品也不尽相同,这反映了民间传说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历史上,这两位皇帝究竟是否到过大沽呢?据《天津县新志》记载,因大沽是京畿海防重镇,康熙和乾隆的确都曾来此巡幸。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五月,康熙帝巡幸大沽:“……壬申,上巡畿甸,阅新堤及海口运道,建海神庙。戊子还京。”畿甸就是京城周边地区,这里只有一个海口—大沽口,所建海神庙就是为感谢海神保佑了赴奉天救灾的粮船所敕令重修的大沽海神庙。此次巡幸历时17天。两年后,海神庙竣工,康熙令三皇子允祉撰写敕书,并勒石成碑,高八尺,广三尺六寸,立于庙内。(《天津县新志》载此事及碑文。)而后,雍正也曾命允祉来此代为祭祀并撰写敕文。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和五十五年(1791年),乾隆帝两次巡狩京畿中亲临海神庙瞻礼,御书碑文,并题《海神庙瞻礼叙事》诗与碑后,诗曰:崇构海河滨/初未拜谒伸/配天常互地/济物即为神/紫澥安澜庆/青莲示真清/两朝碑仰读/意总为斯民。(见载于《天津县新志》卷二十四)
然而,笔者翻阅史、志,却没见到两位皇帝赐御衣给郑家之事。不过,我未曾查阅记载皇帝日常活动的《清实录》,不知其上是否有过记载。然而,清帝赐衣给大臣的事在清史中确多有记载。如,乾隆四十一年,为表彰阿桂平定大小金川少数民族起义之功,除封其一等“诚谋英勇公”外,还赏赐他“四龙团补服”和黄金带;又如,乾隆还曾赏赐大学士和珅黄带和四开褉袍。对建有殊勋的臣子,赏穿某种特殊服饰,是极高的褒奖,其事往往被记入《清史》皇帝本纪中。而赐御衣与郑氏之事并未见载。究竟是此事原本子虚乌有,还是别有缘故,不得而知。
为弄清此事真伪,笔者登门访问了“龙袍郑”的几位“开”字辈直系后裔。本来,因受“文革”迫害心有余悸,多年来他们对龙袍之事讳莫如深。见我诚真,方介绍如下情况。
在郑家的家谱之中,的确载有其先祖受赐龙袍之事。这份家谱已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焚毁。而今在他们手中,只有一位族人抄录郑秉典先生遗墨的纸一张,上有大沽郑氏来历、受赐龙袍一事及为家谱续字。笔者转抄如下:“始祖公忀公原籍江南凤阳府,由明永乐二年迁居海口东大沽。至十世祖兆兰(应为澜,他们说系误抄)公,旗益繁,业益盛。清康熙御驾东巡,因晓天文,派理御舟事务,钦赐衮衣一袭,御食数□(原字不清)里傥,赠有‘海滨一叟’匾额……(文中家谱续字略去)”这段文字的作者郑秉典先生,字竹坡,大约生于光绪二年(1877年),卒于1955年,是现今郑家几位姐弟的祖父,也是郑氏家谱的承传者。老先生经纶满腹,通晓天文,因不愿为官,故未考取功名,晚年靠教私塾为生,德高望重,常被乡人请到家里“点祖”(立祖宗牌位时的仪式)他这段文字的内容应该来自家谱,不过,文中所用“衮衣”一词值得推敲。“衮衣”,《辞源》释为“古代帝王及上公绣龙的礼服。”清制规定,皇帝的服装分为衮服、朝服、龙袍、常服褂、袍和行服褂、袍。清帝衮服的色款为“色用石青,绣五爪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其章左日、右月,万寿篆文,间以五色祥云。”(《清史稿•舆服二》)既然衮服是礼服,只能在庆典时穿着,皇帝出巡时就不能穿,更谈不上把它送人。文中之所以这样写,极有可能不明皇帝服装的规制。无论如何,此文毕竟澄清是康熙而不是乾隆赐袍给郑叟,郑叟是十世祖而不是七始祖,名兆澜而不是梦琳,还确认了赠匾之事,对考据龙袍郑史实有较大价值。
既然赐袍和赠匾都是史实,那末袍和匾的去向究竟如何呢?据他们讲,那快匾早已失去,只听说有而从未见过。至于龙袍,也在文革中被抄没,不过,他们中不仅有人亲眼见过,而且经历了失却它的过程。他们向我讲述了龙袍落于己家的经过。
昔日,郑家因受钦赐御衣而声名日显,家势兴旺,便在东大沽海河东岸(东沽三岔斜街一带)择吉地大兴土木,盖起成片宅第,族人多居于此。宅前原有河汊通海河,上架一石桥,因郑家开了一处字号“悦来”的当铺,此桥便被称作悦来桥,郑家因此也被称作“悦来郑”。
郑家十分珍重御衣,用双重黄绫包裹,供奉在堂上,每逢六月初六,都要把它请到当院曝晒驱潮气。届时,当地官绅都前往拜谒,热闹非凡。
清末至民国期间,战乱迭起,郑家家势日衰,族人四外谋生,房屋多被典当,只留下一处住宅和无多地产。此宅(旧址在今东沽三岔斜街58号院处)坐北朝南,有房八间,郑秉典老先生携长子郑道荩和三子郑道蒇便共居于此。那件御衣原本在上代嫡亲兄弟间轮流珍藏,至郑老先生这代是单传,故那御衣就由他来收藏,存放在北房居室一樟木柜中。每年,不再大张旗鼓地晾晒,只隔一段时日拿出察看,然后收回,不示外人,就连家中一般孩子都不得见,如今的几姐弟中,只有长姐和三姐有幸得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外地返乡在东沽小学任教的郑道荩与乃父郑秉典相继辞世。当时,三子郑道蒇在天津市内工作,在举家迁居市内时,将御衣带至居所收藏。反右时,他被错划右派,不久病故。
文革狂飙骤起,郑道蒇的夫人闻讯红卫兵要来抄家,为躲避麻烦,便悄悄从箱底将深藏的御衣取出,想自行销毁。当时三女儿恰好在家,才能得见那件御衣,它并非想象中那般高贵华丽,不过是一件茄紫色纯丝面宝蓝色绸里儿的清式对襟夹衣,没有钮扣,绣有图案,但已记不清是什么花式了。母亲对她说,钮扣是纯金的,早已被曾祖辈的一位先人在家境不好时卖掉了。然而令她惊奇不解的是,看似普通的夹衣,在销毁它时,用火柴竟然点不着,只好用剪刀剪成两片,谁知,未及完全销毁,红卫兵们便匆匆而至。他们也不相信这夹衣就是龙袍,然而事实如此,恫吓查抄一番后,并无新获,便拿着夹衣悻悻而归。从此,不知御衣下落。
以上情形表明,康熙所赐不是龙袍,也不是他穿的其他皇服(《清史稿》所记载的七种皇服中无此款式色泽),就是一件便裝夹衣,然而,的确是这位皇帝曾经穿着的夹衣,这正好与皇帝微服出游之事相合,微服即便装,何来高贵豪华,以便装送平民合情合理!既是便装,为何称为龙袍?其实不难理解,被皇帝穿过的衣服,沾染了天子气息,可谓之“御衣”(请注意,本文一直作如此称谓),从这个角度说,民间称之为龙袍并不为过。
我所考证的龙袍郑的史实就是如此。其实,是什么样的衣服无关紧要,龙袍不过是皇权的象征,普通百姓你就是龙袍加身也不是皇帝。龙袍郑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我想,一是它同皇帝有关,其中寄托着百姓对皇帝的敬畏和期冀;二是它同命运有关,其中寄托着百姓对命运的猎奇和虔信。
近两年,东沽在拆迁中荡然无存,龙袍郑的故事作为民间口头文化承载了大沽的一段历史,作为后来人,我们有义务把这段历史遗产挖掘整理传承下去。
以史为鉴,吊古评今,以笔者管见,龙袍郑的故事可以给人们如下启示:
其一,它印证了人的性格、才能与命运之间的必然联系。龙袍郑的发迹,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郑叟遇见天子确实幸运,然而,试想如果郑叟遇见的康熙不是一位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巡狩天下勤政悯民的皇帝、如果郑叟不是一位乐于助人于困境之中的厚道人、如果他没有善观气象的本领则如何?
其二,它印证了历史时代与家族命运的必然联系。龙袍郑家族由发迹、繁盛到衰微都拜封建时代所赐,试想,现今时代龙袍郑的故事能够发生吗?正因如此,我们应该正视历史发生过的事情,不能苛求历史,勿以史荣而荣,勿以史耻而耻,更不能人为的湮灭历史,篡改历史,否定历史,而最最不能做的事是借历史来整今人,最最需要做的事是保护历史。
其三,它印证了一个千古不废的道理:黎民百姓所期盼的是当政者亲民、爱民、与民实惠,就像前面提到的乾隆那首诗中所说的“意总为斯民”,若此。百姓则幸甚,执政者则千古流芳,政权则永固。

草堂逸士 发表于 2014-7-3 20:11:44 | 显示全部楼层
        黎民百姓所期盼的是当政者亲民、爱民、与民实惠,这句话很了不起,但是又有几个官员能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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