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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族群迁徙与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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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人 发表于 2016-3-19 15:29: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两晋十六国时期
               (公元265至420年)
当代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对我国的人口迁徙和由此导致的人种特征,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秦汉以来至清朝成立的公元1644年以前,中国历史上最少发生过3次重大的边疆民族人口内迁。分别是公元三至六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内迁时期”、公元936年至1125年(五代十国至辽金时期)的“契丹内迁时期”、及公元1279至1367年(元朝时期)的“蒙古内迁时期”。原因就是西北异族南侵战争,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口之多,影响之深远,都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人种构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北人南侵,原来的中原汉人不得不南移,再加上中原人多次与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族杂居并联姻通婚,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同化融合,从物种学上来看,避免了近亲婚姻,有助于人种的优胜劣汰,中国人身高显著增加,由此出现了“关西大汉”“山东大汉”等称誉。 古代的“关西”,泛指潼关以西。而古代的“山东”,唐代时泛指陕西渭南的华山以东,宋代以后泛指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区域都是“山东”,包括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
先说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不稳定的时期。公元266年,三国时期,曹氏魏国权臣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自己即位为帝,国号大晋,即晋武帝。建都洛阳,史称“西晋”。从此,三国寿终正寝,史称“三国归晋”。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将司马氏家族子弟都封为王,建立王国,并分取赋税,统领队。到公元291年,晋朝内部发生了长达16年(公元291-306)的“八王之乱”。即八位诸侯王(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成都王)争夺皇位的混战。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也给内附的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以可乘之机。
到晋惠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首先由山西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父子,乘“八王之乱”建立“前赵”政权。于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1年),派大军侵入中原,并先后俘杀西晋太尉(军队最高统帅)王衍,攻陷首都洛阳,俘虏西晋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及其宗室、官员、将士等数万人,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北方匈奴鲜卑(读结jie)、(读敌di)等五个主要北方胡人游牧部落,乘机侵入到沦陷的中原、华北地区,实行军阀割据,出现了史称“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
《晋书•愍帝纪》载:晋愍帝(司马邺,公元313年―317年在位)末年,汉兵(汉赵叛军)东略(向东进攻),弘农太守、平东将军宋哲(字世俊,山西西河介休人,东晋时被封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野王公)受愍帝诏书,命丞相琅琊王司马睿(读锐rui,封国在今山东临沂)统摄万机(即代行皇帝职责)。不久慜帝被俘。《晋书》等记述这段历史有:“晋愍帝派侍中宋敞向刘曜(前赵国昭文帝,匈奴人)送上降书,自己乘坐羊车,脱去上衣,口衔玉璧,侍从抬着棺材,出城投降。群臣哭泣····;”情景十分凄惨。不久后慜帝被杀。
此时司马睿在王导(后来成为东晋著名丞相,是书圣王羲之的伯父)等大臣、士族的拥戴下,渡过长江,退守南方,史称“衣冠南渡”。
宋哲奔至江东,琅琊王司马睿接受慜帝诏书后,于公元317年宣布登基,“立宗庙社稷于建康;”定都建康(即南京),史称“晋元帝”。自此,西晋灭亡,东晋(公元317-至420年)建立。
自西晋被匈奴建立的前赵政权所取代后,北方中原地区由“五胡” 即匈奴、鲜卑、羯(读结jie)、羌、氐(读狄di)等游牧民族所控制。期间先后建立的“十六国”,其中十三国为“五胡”所建。包括前赵(匈奴)、成汉(氐)、后赵(羯)、后凉(氐)、南凉(鲜卑)、北凉(匈奴)、前燕(鲜卑)、后燕(鲜卑)、南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西秦(鲜卑)、夏(匈奴)。汉人建立的有三个:北燕(汉)、前凉(汉)、西凉(汉)。“十六国”立国时间都比较短暂。
从此,中原结束了汉族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长达265年的东晋十六国及以后的南北朝纷争。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军阀割据混战,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惨烈的时期。
但西晋初期,曾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时期。据史书记载,西晋武帝年间(公元266至289年),后期一度出现过“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约有2,459,840户,16,163,863人。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户口调查为全国377万户.约2380万人。此为西晋鼎盛时期。
其中三国以来招揽和内附的北方游牧民族人口,逐渐发展壮大。据《晋书·文帝纪》等记载,到西晋人口鼎盛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民族人口,也已达870余万。
西晋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紧接着又发生了“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据《十六国春秋》记载,到前燕幽帝建熙十一年(公元370年),此时偏安江南的东晋约有800万人,包括被“五胡”占领割据的中原地区,全国合计共约1800万人。
西晋初期全国人口之所以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上面提到的自三国时期就采取招揽游牧民族人口和鼓励生育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重新清查登记户籍人口,对查出的大量逃逸人口,采取鼓励“重新入籍”的政策。通过重新登记入册,招揽返乡安居乐业的同时,给予一定年限的赋税减免等照顾。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迅速恢复、繁衍和增长。
自“五胡乱华”东晋南渡之后,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高潮。随着江南东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
据史书记载,从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公元307至453年),近一百五十年间,南迁移民的高峰期,前后出现过五次,移民总量约达700余万人。
   
第一次:公元301年(晋惠帝永宁元年),“八王之乱”所引发的内战,使洛阳、长安和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陕西等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导致大量人口逃亡,仅聚集在湖北荆州的流民,就有10余万户。
第二次,公元311年(晋怀帝永嘉五年),晋东海王司马越病死于项县(今河南沈丘),大臣与王公贵族及军民人等数十万人,被羯族将领石勒(十六国后赵建立者,史称后赵明帝)率军追杀,死者达10余万人。余众逃离洛阳,当地百姓相随,又被石勒、石虎兄弟追杀。由此引发了北民南迁的第一次浪峰,史称“永嘉南渡”。同时,还有大量迁往浙江宁绍平原和鄱阳湖、洞庭湖、四川成都、以及河西凉州等地者,具体数字不详。为此,河西凉州(今甘肃西北,黄河以西)刺史张轨(后为前凉国建立者),自武威郡分置武兴郡,以安置移民。而石勒、石虎兄弟,竟将掳掠的上百万人口强制迁往襄国(今河北邢台)和邺城(今河北临漳),作为他们直接奴役的臣民。
第三次,西晋末年,为逃避战乱的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淮北流民,相继渡过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在建康(今南京)新设了怀德县(今南京鼓楼一带),以收容安置南渡流民,成为官方设立的第一个“侨置县”。此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多侨置州郡县。所谓“侨置”,即仍然移植使用北方的州郡县名称,来命名南迁人口集聚区;或者继续使用北方州郡县名称,登记管理南迁的户籍人口。实际上就是一个“流亡政府”。这样既有利于抚慰南迁人们的怀乡之情,也满足了一部分喜欢标榜家族郡望的贵族人士。
第四次:东晋成帝(公元326至342年在位)初年,(长)江淮(河)间战乱迭起,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江南迁江浙、湖广等地。 东晋成帝末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五次: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公元424至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公元465至472年),一度由刘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占领,大量人口又一次渡淮南迁。因而刘宋政权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置州和侨置郡县。同一时期,由氐族人引发的战乱,迫使大量关陇(今陕西关中与甘肃陇山地区)流民,南迁汉水(今陕西与湖北汉水两岸)流域和四川北部地区。  
由于当时大量人口逃亡隐匿,加之官府管理混乱,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缩水较大。正像有些史书所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江南)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寄居或客居)流离,民籍不立(户口不登记)”;“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依附)大姓以为客。”说明由于存在寄居或客居、依附豪族大户等流亡移民较多,这些流民的户籍人口,并没有纳入登记管理,因而实际移民规模,将远高于官方统计。
这一时期内的移民分布,主要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开始大量涌现。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动荡或动乱),衣冠(士族阶层)始入闽(福建)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从而,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北多南少的显著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自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因此,一般认为,现代江浙、闽南等南方人的始祖,上溯若干代大多是来自于此一时期大规模南迁的中原人。
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也带去了中原先进文化和技术。不仅促进了南方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促使江南古来“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农业方式,开始向精耕细作农业方式转变;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而在传统文化方面,汉代以后,由于内迁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加之遭逢乱世,两晋时期的许多士族文人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不甘隐遁,遂托为放逸,开清谈之风,崇尚玄学。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等名士,成为当时代表人物。后来又与印度东传佛教相交汇,从此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逐渐趋向儒、道、释大融合的局面。  
晋朝继承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推行世族政治和门阀统治,政权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的族人组成。由于选拔任用往往只重视家世门阀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经济方面,由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世族豪强大量开发无主土地,建立庞大庄园,有效地将劳动力组织起来,并将大批部曲(即家兵)、佃客及奴隶等庇护于门下,垄断土地,占有山泽,推广北方的牛耕犁耙和精耕细作以及水利、两熟等技术,从而使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使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
史书记载,东晋在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到刘宋时期(即后来刘裕所建立的南朝宋国),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又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开垦湖田,“皆成良业”。南梁罢(撤销)义阳(今河南信阳)镇兵以后,“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与浙江相邻的闽中、鄱阳湖周围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此外,淮南地区,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寿春(今安徽六安市寿县)附近有芍陂灌溉农田,地方千里,“良畴万顷”,是重要的粮食产地。江南地区普遍实行麦稻兼作,岭南(指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等地)种双季稻。益州(包括今四川、重庆、陕南和云南西北,首府在成都)则号称“沃野天府”。刘宋时期在湖熟(今南京江宁)“起废田四千多顷”;又向京口(今江苏镇江)、姑熟(今安徽当涂)移民。南齐在句容修赤山塘。又说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丰收),则数郡忘饥”等等。
这时,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王朝,为了巩固政权,发展壮大势力,也采取减免赋税调役等优惠政策,大量招揽北方士人,以及各界精英,甚至附带大量因战乱造成的流人(外流人口)群体,到南方为其新建政权服务效力。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不断开发,南方地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许多荒芜、偏僻之地,得到充分开垦利用,人口也随之急剧增加。并且随着人口聚集地的大量扩展,新兴集镇、城市也大量增多。 在东晋新设的“侨置州郡县”中,假借北方州郡县名称开始大量出现。如与山东沂州一带重名的侨置州郡县,比较突出的有东莞、兰陵和琅琊等。
据史书记载,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侨置东莞于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东南。到唐朝又侨置东莞于汉朝名为博罗县、东晋名为宝安县的地方(治所在今深圳市西),史称“南东莞”。
   另据史书记载:东晋元帝以“江乘县”(辖区在今南京市栖霞区和句容市北部)侨置“南兰陵”郡。此后,又改侨置南兰陵郡及兰陵县于武进(治所在今常州市武进区丹阳附近)。南北朝时期,南齐时南兰陵郡被裁倂,侨置的“兰陵县”、“承县”与江乘县、临沂县谯县同属南琅邪郡,郡治白下城(即今南京市北、幕府山西南一带)。南梁国武帝萧衍在他登基的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即将他的祖籍地北兰陵县,又恢复侨置于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万绥镇),并“改南东海为兰陵郡”。到南陈时期,又改南兰陵郡为东海郡。隋朝灭南陈后,废南兰陵郡及南兰陵县等侨置郡县,恢复北方原有郡县。这一时期,史书上皆称侨置兰陵郡为南兰陵郡。
    至今江苏常州市别名中即有“兰陵”一说。而且一度建国称帝的兰陵萧氏,在这一带留有遗迹较多,如万绥(寓意“万岁”)镇、“万绥戏楼”,访仙桥萧氏宗祠,丹阳陵口胡桥一带南朝萧氏石刻等。由于唐朝诗人李白有诗“兰陵美酒郁金香”,而南北兰陵至今仍保留了“封缸酒”的遗俗等等。
    据史书记载:侨置冠名为“琅琊”的地名,在江南有2处:
一是东晋渡江南迁后,东晋泰兴三年,在江乘县(即今江苏句容市)设置琅琊郡;史称“南琅琊郡”。二是南北朝时期,北齐国乔治琅琊郡于白下县(即今南京市北、幕府山西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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